据河南卫生系统媒体《医药卫生报》报道，近日，河南省政府印发了《“十四五”公共卫生体系和全民健康规划》，其中提到“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重新组建市、县级疾控中心”。

此次，河南省一共列出十项重点任务和十项重大工程，其中两项重点任务是“建设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公共卫生新机制”，两项重大工程为“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工程”“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程”。

措辞之严厉，规格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92个县（市）疾控中心全部建设P2实验室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河南一直在推动疾控系统改革。

早在2020年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对媒体表示，针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河南将建立强大的疾控体系，完善省市县疾控中心的功能，补齐人才、技术、资源短板。当时提到，“对92个县（市）疾控中心没有P2实验室的，今年要全部建成”。

阚全程那次还提到，河南省要建立完备的救治体系，省级建立4个救治中心，每个市依托一家最强的指挥医院，建立传染病医院，每个县依托一家综合医院，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当时提到的内容，在这次文件里都有所体现。

这一次，河南提出目标：理顺体制机制、稳定基层队伍、提升专业能力，从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多角度做好疾病防控工作。优化完善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健全整体协同、功能完善、反应快速、高效专业的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全面改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施设备条件，建设“防、控、治”三位一体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提升现场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管理的组织实施、技术指导、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现场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应急处置等职能。依托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建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2022年多省将推动疾控改革

新年伊始，各省份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出炉，多个省份也提到了将推动疾控改革。

其中，福建省在2022年工作安排里，提到了“高质高效组建省市县疾控局，改善各级疾控中心设施装备，促进医防融合”；山东省提到了“加快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河北省提到了“深化疾控改革，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山西省提到了“加快省疾控中心迁建和省级P3实验室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提到了“推进疾控体系改革”。

这些改革的动力源自于去年的一份文件。2021年7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共同编制的《“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提出：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建设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方案》提到，中央本级项目按照有关标准执行。对部分投资需求较大的项目实行中央补助投资最高限额控制，额度为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单个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额度最高分别不超过2亿元、5000万元和1000万元。承担区域公共卫生中心的省级疾控中心，单个项目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3亿元。

这些省份除了在未来挂牌省市县疾控局以外，还将有条不紊地提升各级疾控中心的软硬件设施。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些举措将带动相关周边产业，或迎设备购置潮，还将再扩招一批公卫人才。

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疾控系统被数次聚焦改革

据中国人口出版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记载，上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着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局面。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1953年1月，政务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此后，全国在原防疫大队、专业防治队等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起省、地（市）、县三级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所、站，并培养防疫专业队伍。

1962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原卫生部于1964年颁发《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明确规定卫生防疫站是卫生事业单位，是国家卫生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1年，原卫生部印发《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体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初步形成。

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CDC）创建。

2003年非典疫情的发生和流行，刚成立一年的中国疾控中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中国CDC迅速建立网络直报系统。用3个月建立疫情上报制度，直接将电脑配备到乡级卫生院，并统一制定疫情报告卡。

在后来发生的禽流感、甲流疫情中表现非常突出，有效防范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发生。然而，新冠疫情发生前期，“疫情警报”没有更早的拉响，人们再一次聚焦疾控系统改革问题。

2020年，两会期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建议，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提升“专业话语权”。疾控机构存在“权责不对等”，承担提出防控策略的职责，却缺乏疫情处置的决策权、话语权，导致行政决策和技术策略脱节，应强化全国疾控系统“一盘棋”。